白癜风哪家医院 https://m-mip.39.net/nk/mipso_4679454.html采访者：佚名
被采访者：苏阿姨（应本人要求，隐去其真实姓名及工作地点）
采访时间：年3月27日，1:30pm----4:30pm年3月29日，2:25pm----3:25pm
佚名按：母亲大人若干年前迁入现在的这所公寓房，自然结识了一批新邻居，从中又发展了一批好朋友。说来也巧，她最要好的几个朋友恰恰都是从医疗卫生部门退下来的。
我每年都要去探望老母一到两次，自然就与这些常来家里聊天的阿姨们结识了。多年的研究工作可能把我的眼睛都搞绿了，贪得无厌都快成了我的第二天性。
所以从“自然聊天”的方式开始来“榨取”储存在这些阿姨头脑中的信息，到后来干脆约定时间来正式采访她们。
去年三月底，我在探望母亲时，两次采访了苏阿姨，记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笔记。
本想用采访对话的方式发出来。在重温笔记时发现，这样做很困难。
因为苏阿姨与艾阿姨（见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：为了抢救一个普通工人的姓名》一文）不一样。艾阿姨有问有答，不太跑题。苏阿姨头脑非常活跃，不受问题的限制。
如果受过一些文学写作的基本训练的话，她会是一位很成功的意识流作家。
加上她本人又是一位古道热肠，心直口快的干练妇女，这给我的采访增添了极大的困难。
我跟不上她的语速，更跟不上她跳跃的思维。
为了使读者不被她跳跃的思维晕迷糊，我决定将采访她的笔记进行整理，把它条理化，按照几个问题来把分散的信息集中起来，把表达不顺畅的地方理顺，把多余的车轱辘话去掉，但前提条件是 忠实于被采访者的原意不做任何具体内容上的修正。
（我的采访也是严格地按照人类学的方法，绝不对被采访者做任何暗示，提示，引导，严格杜绝我本人介入任何与意识形态，方针，政策，路线乃至具体事件等相关的评论，议论等）尽管这样，我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—难以理清她40多年工作的时间链条。
采访中我反复追问最多的问题都与时间有关，但是她那跳跃的思维（加上记忆的重叠）基本上是不太配合的。我只能尽力整理。以下内容为整理后的结果，采用被采访者自述的形式。
1.建国后的 批护士学校的学员
年，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。
解放后的第二年，我刚好初中毕业，成为解放后的 批护校学员（50年到52年）。当时进护校要求年满17岁。我虚报了两岁（15+2=17）。
这个护校是为了 紧急筹办的，因为当时需要大批的医疗人员上前线支援抗美援朝。
所以我们护校的学生成分很杂，有高中生，大学生，也有我这样的虚报了两岁的小不点。
52年毕业后，有的同学上前线了，医院做护士，成为52年 批下乡的护士。
（佚名按：这一段不是很清楚，医院为下乡，医院前先分配到农村，医院挂职，但实际工作是在乡下。从我的笔记上理不清楚。）
医院学习麻醉，回来后当麻醉士。医院分别工作过两年，五年。年医院，在那里又工作了三十多年。退休时我是主治麻醉师。
2.医疗事业为农民服务
医院70%的病人是农民。全县70多万人口，多数是农民。（佚名按：医院工作时的情况。）
医院里为这些病人服务外，还要经常到农村去。
医院常常组织医疗队，既要支农，又要治病，两大任务要同时做。
个人下去叫蹲点，集体下去叫医疗队。
例如每年的麦收季节，医院都要抽人到农村去帮助麦收，到麦田里去割麦子。
但是不管以什么名义到农村去，我们都是担负双重任务的，既工作又治疗，所以药箱子从来都是要背挎的。
巡回医疗队听上去是为了农民治病吧，但是到了大队，小队，除了治病，学习呀，管理呀，甚至家庭矛盾调节呀等等，那些大队干部们要管的事我们也都得管。
不管不行呀。不光队干部来找，社员有了问题也来找我们这些城里来得干部。
我下乡住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，大概就十几天，医院经常有手术，我离不开。医院其他的人有住一个月，两个月，还有三个月的不等。
我最经常去农村的方式是因急救任务。参与急救任务，我们都是有军事化的训练的，从电话打到科室到出发一般不超过10分钟。
我们那时有一套战备的急救设备，那是一个大铁箱子，上下两层。下层是器械，手术用具。上面是急救药物。接到通知后10分钟内就可以出发。
医院，甚至到大队，到乡里人家做手术。
我们对各公社卫生院的人员设备情况了如指掌，很清楚哪些公社能做手术，哪些不能做。我们也十分清楚到哪个公社应该拿什么，不用拿什么。
举个例子，有一次，医院的通知。一个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大出血，胎盘前置，须立即抢救。
医院接到通知后，立即通知相关科室调人，组成急救队，不到十分钟，我们出发了。
我们是开救护车去的，有医生，化验师，麻醉师，护士，救护车司机五个人，大约开了40分钟到位的。
我们到时，病人的血压几乎没有了，脉搏也很弱，心跳几乎停止了。
她是失血性休克，我们就在他们家的土炕上做手术。
下乡时我们还要带汽灯，烧 套（佚名按：我没有听懂，但又不能频频打断她。）
我们为她做了剖腹产。化验师是带着血去的，（医院求救时已经告之血型）先输血，然后查家属的血型。
医院时，也是要随时准备抢救那些送进来的农民患者。
那时从农村送来的病人最常见的是休克。农村用担架把病人抬来，又冷又冻，病号就休克了。我们抢救了许多休克患者。
先是抢救休克，然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病。60年困难时期，许多重危病号是肠扭转，肠坏死，胃穿孔。因为条件差，没有救护车，拖拉机，60，70里路全靠人抬，有的里也是人抬。
真的是很艰苦，医院里所有的医护人员不敢怠慢，都是军事化的训练，马上到位。
3.对医院收费的记忆
费用都是上面拨款。医院不是盈利单位。
到72年前，一个胃切除大手术，从住院到出院28元，其中麻醉费2到2.5元。住院费一天是几毛钱。
（佚名按：我估计“72年前”可能是她的口误，似乎应该是“82年前”更贴近事实吧。）
我们给病人少打针，少花钱，但要以治好病减少病人痛苦为宗旨。
我们让手术后的病人早下床活动。可以不用的药尽量不用，一是国家不富，二是减少病人的医药费用。
文革中我们又开始使用针刺麻醉与药物麻醉相结合的方式，更是减少了病人的花销，并且减少了由药物麻醉带来的副作用。
过去的病人来看病只付挂号费。病人的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。
注射费5毛，
硬膜外麻醉费是2元5毛钱，
腰麻是1元5毛，
人工流产2到3元
诊断刮宫1元5毛
胃大切除18元
阑尾炎切除8元
这么多年了，我可能记得不能么准，但是这些数字是八九不离十的。
农民来看病采取记帐方式，先治病，后付钱。
但是大部分农民都不能马上付清。
医院每年都得派人下去要账。这次要一点，下次再要点，能要多少就要多少，实在要不上来的就免了。
因为农民实在是很穷啊，再加上毛主席又有指示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，就是因为他们太需要我们了。
医院是不能花钱超标的，超了，卫生部就不评你为2甲医院。医院内部，哪个科室超出，就扣奖金，扣经费，所以不敢收重病号。
4．对专业训练的记忆
那个时候的专业训练都是在干中学，边干边学，根本没有条件象现在这样强调这文凭那文凭的。
我们是52年 批下乡的护士。年，医院去学麻醉， 次学了三，四个月，学习全麻（一般是半年时间。山东 批麻醉训练班是年左右）。回来后就做麻醉士。
62年学习硬脊膜外麻醉，叫阶段麻醉。医院学习三个月，边干边学。
当时教员的责任是很大的，因为学员在实践中出了医疗事故，直接责任者是教员。
所以教员都是紧紧盯着学员操作的，不敢有半点疏忽。
事实证明这种边干边学是最有效也是最快速掌握知识的途径。
以后还有参观学习，天天去看，有一个月的参观。
医院，再一次医院，医院。在北京呆了一个月（医院一周）。理论学习又是一个月，在北京。
我成为麻醉师以后，也带过学员。
那时的体制是，医院，医院要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训练专业人员。
我带过的学员包括，部队来的两个，西藏来的一个藏族人（72，73年左右），医院来过4个人，再就是本院的学员了。
5.日常的工作和生活
我们那时的职责分工不象现在这么样分明。
医院都是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有麻醉时作麻醉，无麻醉时做护士，需要时还要作护理员给患者喂饭换衣服什么的。
我还做过洗衣房的工作，洗患者的床单，病号服呢。
所以每天的工作都特别忙，但是大家都很快乐，因为有合作精神啊。
不下乡时还经常参加劳动。医院盖宿舍楼时，瓦匠是建筑部门来的，但是推，拉，挖这样的小工都是我们在业余时间完成的。防空备战时，我们去挖山洞。
医院分了宿舍，我们家分得两间房的宿舍，房租好像是2到3元。医院职工都住在集体宿舍楼里。
我们那时是半军事化的生活，清早要出操。我有一个同事半夜3点起来包饺子，包完了去跑操。有一次我跑操晚了，我后撵他们。我跑上坡后两条腿发软，一站住，腿就不能挪了。别人问，你怎么还不下来？我是腿挪不动了。
早操结束后，医院食堂打饭，拿回家吃。干完一天的工作后，还要参加各科室的学习。80年我院搬家了。我们住的分散了，就不再学习了。
60年生儿子时，正赶上困难时期，粮食不够吃，医院常常组织集体上山挖野菜。我怀孕三个月时，从山上滑下来，可能是尾骨骨折，两三个月不能坐。当时学雷锋，学王杰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轻伤不下火线。（佚名按：她这里的时间概念记混了。因为学雷锋，王杰是63年以后的事情。但是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精神恐怕还是属实的。）
60年底到61年春，一家人少了10斤粮食。孩子要吃奶，丈夫得了肝炎，真的很困难。食堂尤其困难，这么多职工要吃饭，谁当这个家也是很难的。连伙房自己吃得也不好。一个师傅还得了胃癌。食堂精打细算，到年底居然省下了好些粮食，但是省下的粮食又按人均发还给职工了。
我们家实行男女平等。我年结婚，离家工作，不与婆婆，母亲一起住。58年生了女儿，60年生了儿子。
孩子有保姆，大一点时送全托，星期一送走，星期六晚上接回来。
文革时将机关托儿所砸了，说是干部搞特殊化。
孩子转到一般的日托，放了学就要自己回家。
那时治安好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，五岁的领小的回家。
（佚名按：很明显，她在此处对时间的记忆是不准确的。文革期间，她的大孩子应该是八岁，小的是六岁。很有可能她把两个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情记成一个时间内发生的，或者是对孩子的年龄记忆有误。但是我扑捉到的信息是：“那时的治安好。”幼小的儿童放学可以自己回家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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